文 / 苏力
前年3月6日,我从凤凰卫视台王鲁湘主持的节目里,吃惊地听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院长张仃先生逝世的噩耗,心情十分难过。当时我在医院刚刚脱离肺部手术后危险期,看到我的表情,医护人员和陪护我的女儿很吃惊,忙问究竟,我轻轻摇头并吃力地告诉女儿说我想写点悼念张仃先生的文字,我口述由她记录整理,遭到女儿和医护人员的坚决劝阻。出院后,由于身体恢复很慢,手老是抖着写不成字,加之视力很差,一直力不从心。在张仃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,我决心实现这个心愿,一表我对张仃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。
我和张仃先生是1992年春节前夕相识的。那是1991年除夕的前一天,延安地委宣传部电话通知我,说有一批重要客人,要我带人去接待好。我告诉了家里人一声,便只身前往延安宾馆。地委宣传部的两个同志已先我到达,他们告诉我说,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张仃先生携夫人理召来延安过春节,省上的接待人员和陕西省电视台摄制组的同志随行,要我全力以赴把客人接待好。为慎重起见,我电话通知我局资深老记者丁工同志到延安宾馆,开始了我们的接待工作。
张仃先生是当代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,他曾参加过国国徽设计、怀仁堂改造、天安门城楼大红宫灯、天安门两侧大幅标语等许多重大设计,建国后一直从事工艺美术教育工作,是一位勤奋有嘉、贡献颇丰的专家,但他却衣着朴素、为人谦和可亲。他的夫人理召思维敏锐、热情健言。他们的言谈举止一下就感染了我们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俩为“张老”和“理老”,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消失了。
除夕那天早饭后,理老征求我的意见说张老想在农村过除夕夜,不知是否方便。我立即进行联系。很快将地点确定在枣园村党支部书记雷治富同志家里。
张仃作品:《织网女》 68x68cm 60年代
除夕下午六点半,我们在宾馆吃完晚饭后驱车前往枣园行政村。一路上,从车窗向外望去,远近村庄灯如星闪,路边农家大门上的红灯笼和对联依稀可见,张老不时点头,理老则很有兴致地问这问那,我都一一作答,不觉之间就到了枣园村。乡政府的同志已等候在路边,互致问好后,我们就被带往雷治富同志家。
雷治富是当地有名的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,也是远近闻名的热情好客的村干部,对我们的到来深表欢迎,对张老这样的老专家、老延安除夕来家里作客,更感亲切和高兴。我们的“第一个节目”是拉家常熬年,话题随意,气氛热烈,雷治富书记一边和我们拉话,一边招等我们。他不停地给我们倒茶递烟,并嘱家人端来他们为过年准备的小食品。品尝着这些小吃,张老感慨地说陕北的年食很有特点,很可口,吃着这些年食,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,想到他当年带鲁艺学员下乡和当地老乡们一起生活的情景。他又问雷治富书记:“你们窗上贴的窗花很好看,是从街上买的还是自己剪的?”雷治富同志说:“是自己家里人剪的,剪的不好。”张老高兴地说:“剪的好,剪的好,要是把这方面的人才组织起来,形成规模打出去就好了。”说话间,雷治富的婆姨和孩子们端着包饺子的面团和馅子进了进来,这是按照张老的意思安排的“压轴节目”。主人把包饺子的用物放在炕中央的小饭桌上,请张老和理老坐在饭桌里边的正中央,我们几个则围在左右两边。按陕北的习俗,坐在炕上的人是要盘着腿的,我们都盘不成腿,看到我们的窘态,雷治富书记笑得合不拢嘴,他告诉大家说不会盘腿就蹴起来,这才解了我们的围。
陕北除夕包饺子是有讲究的,一是要包长不包短,即所包的饺子不只要够大年初一早上吃,而且要能剩余很多,象征新的一年丰庆有余;二是要包几个馅内藏钱(小硬币)的饺子,说是吃出钱的人一年里有喜有福,这种饺子一般由家里的长者包,张老是当晚的长者,这个“任务”就落在他身上。张老急着说自己连不带钱的饺子都包不成,馅里加小硬币更包不成。在主人的指导下,经过多次“实习”才包成了一个,后来又包成了几个馅内不包硬币的饺子。看着自己的“作品”,张老颇有成就感地笑着说“呵,总算包成了!”丁工同志打趣地说:“张老毕业了,张老毕业了!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我们每人也包了几个饺子。看时间不早了,我征求了张老和理老的意见后建议说:“今天晚上咱们在雷书记家里过除夕夜,饺子也包了,书记家的过年小吃也品尝了,这个年熬得好,熬得开心,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,咱们得回去了”。张老紧紧握住雷治富同志的手连声称谢。雷治富同志一手握着张老的手,一手拿着张老的手杖,呼出全家人送我们到大门外依依告别。回到宾馆,已近午夜,张老说他想在初一、初二两天整理最近几天在外边写生的画稿,再抽时间到街上和延安人民一起享受过年的乐趣,这几天,只由省电视台几个年轻人陪着就行了。初三后,他想去安塞县和陶瓷厂等处看一些点,回延安后,再去宜川看黄河壶口瀑布,由我和丁工同志陪同,叫我和丁工同志现在回家过年,态度很“坚决”,拗不过,我们只好依从。初步商定正月十二日去看黄河壶口瀑布。
张仃作品:《灶头》70x70cm 60年代
十一日下午,我们如约赶到延安宾馆。张老和理老已是整装待发。我把与宜川县联系的情况向张老作了汇报:大体是十一日下午去宜川,晚上住宜川县宾馆,县上有个接待,十二日上午去壶口瀑布参观,十二日晚上住宜川,十三日早饭后返回延安。听完我的汇报,张老叹着气说,这样做太麻烦县上了,脸上露出歉疚的神色,建议我们从延安出发,直接去壶口瀑布。我笑着说:直接去壶口瀑布我们都吃不消,二位老人更不要去冒这个险,再说张老是老延安、老革命、老专家,县上一些同志还想拜访,县上既已作了安排,还是按县上意见办为好。张老最后拍板说:过大年时候,不要给县上多添麻烦,取消县上接待,县上只派一名向导就行了。我立刻把张老的意思通知了宜川县接待办,然后陪张老一行前往宜川县。
到宜川县的当晚,我们去张老住处聊天,发现张老情绪有点沉闷。我问张老是不是一路坐车有些疲劳,还没等张老说话,理老拿起房内桌子上几张地方报纸说:“咱们的国徽、天安门城楼的大红宫灯,天安门城楼两边的大标语都是老张他们设计的,这个报纸上《开国大典秘闻》一文中却说是由两个日本人设计的,简直是瞎说!”我接过理老手中的报纸浏览了一会,发现果不其然,在场的同志都很气愤,但大家对国徽设计的经过都不是十分了解,第二天早饭前我们相约去张老住的208房间采访。张老开始不愿讲,他说这些事中央应该有档可查,对他和其他设计人员来说,只是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,没有什么好讲的。经我们几个人一再请求他才答应作简单陈述:他在延安时曾设计过“七大”投票箱,抗战胜利后不久,赴东北沈阳主编《东方画报》,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,东北局调他到东北鲁艺,中央电报调他进京编辑三年解放战争大画册,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。之后,中央办公厅钟灵找他,要他去搞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工作,身份是中央办公厅艺术顾问,住在中南海瀛台。第一件事是改造怀仁堂,他找清华梁思成(已故)一起搞……后搞天安门装饰设计,城楼上的大红宫灯和天安门两侧的大标语都是他和同事们设计的,宫灯是在前门外宫灯厂制作的,整个设计制作中,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有外国人参与。张老随从中研究张老的工作人员司马史同志还为此录了音。至于国徽设计,他说,那是开国大典后周总理交办的政治任务,要求必须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时挂上天安门城楼,由他和梁思成各带一个设计组工作。两个设计组都画了几十稿,后来中央领导选定了他设计的带有天安门图案的设计图,又吸收了梁思成设计组设计图的多处优点,说到底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设计图案稿上有设计者的签名,到国家档案馆一查就清楚了。回到房间,我和丁工同志商定,回延安后,一定把采访张老这件事书面报告有关上级部门。
张仃作品:《洋油灯》 61x46cm 60年代
早饭后,我们陪张老夫妇前往壶口瀑布参观。那天天气特别好,蔚蓝的天空像刚刚水洗过一样净亮,没有一丝浮云,和暖的阳光下,远近的山川溪涧都显得清新可爱。上午11点稍过,我们到达瀑布西岸山麓的停车场。远远望去,黄河像一条巨龙,沿着秦晋峡谷奔驰而来,在龙王峭上游入口处,它收缩着身躯,扭动着,翻腾着,扑向龙王峭下,形成闻名全国的大瀑布,瀑布喷出的水雾,在阳光的折射作用下,像一道道挂在半天空的巨幅彩色大幕布,随着微风由北向南缓缓移动。张老站在崖畔上凝视着这一景象久久不动,他要把这壮丽的一幕收入眼底,为他的创作选取素材。在我们的催拥下,他才慢慢地走下小山坡,然后加快步子向瀑布走去。
壶口瀑布以气势磅礴著称,站在瀑布岸边,那雷鸣般的巨响使人感到脚下的石崖和两岸的山川都在微微颤动,巨浪喷出的水气像无数微小的冰粒迎面扑来,使人的呼吸和心脏一次次收缩,又使人感到刺激和惬意。一批批游人争相在瀑布西岸的大石坎上赏景和拍照,我也悄悄为正在凝视着前方的张老拍了一张侧照,由于许多人都要在这块石坎上留影,加之瀑布溅起的雾水把岸旁的石坎喷洒得又湿又滑,考虑到张老的安全,我把张老扶回岸边高地。这时,陕西国画院的苗重安院长也带几个人来到瀑布旁,听说张老在此,他欣喜若狂,又喊又叫地向张老小步跑来,他一手握着张老的手,一手抚着张老的肩膀说:“会在这儿遇到您老人家,又是春节时候,这简直太好了。”张老也十分高兴地连声说好。我说:“难得大家如此巧遇,一起拍一张纪念照吧!”张老笑着说:“好啊,一起照一张相片。”于是两队人马很快地聚在张老和理老身边,留下了张老在壶口瀑布旁的第二张照片。
张老虽然年逾古稀,但非常勤奋,他对所有参观的地方都看得十分仔细,行车途中,他多次下车写生,在参观壶口瀑布时,他几乎用多一半时间和陕西国画院的苗院长切磋绘画,从壶口回宜川县途中,他又几次要求下车写生,他说他这次回延安是为了在有生之年画好延安、画好陕北,表现了一个老艺术家艺为人生的高尚情操。
2月16日,张老按行程安排要离开延安,大家都有些不舍之情,张老饱含深情地说,这次回延安,生活充实愉快,对我们的接待表示感谢,要我如去北京一定去他家里作客。我恳切地对张老和理老说:现在天气寒冷,出行不便,请他们夏秋时节再回延安,那时我一定陪他们去内蒙的成吉思汗陵园和佳县的白云山游览,张老笑着说“争取吧”。遗憾的是,我们的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。
送别张老后,我和丁工同志向地委、行署写了专题报告,题目是《关于春节期间接待宾客中发现一椿涉及国家、民族荣辱的重要历史问题的报告》,报告中,我们叙述了在宜川县招待所采访张仃先生的情况,建议通过组织渠道彻查此事,一扫社会流言和一些谬论的恶劣影响,至此,我才算心中稍安。
张仃作品:《蝴蝶梦》34.7x44cm 1957年作
3月17日,我因车祸骨折住院,19日上午,单位办公室给我送来张老和理老3月15日从北京寄来的快件,信中说张老离开延安后,行程安排得很紧,没有休整即赴蓝田、太白,回西安后,又按原计划在陕西国画院召开了学术研讨会,由于过度疲劳病倒了,住了10天医院,3月8日回到北京休息恢复,住院和身体恢复期间,仍然念念不忘画延安、画陕北。看着他们的来信,我心里阵阵酸楚,多么勤奋的前辈,多么好的老人……,我暗暗祈祷张老早日恢复健康,更盼二位老人能再挤时间回延安来。
1993年,我在安塞农村蹲点期间,因公出差去北京住在南礼士路广电部招待所,距张老在朝阳区红庙的住处较远,因为时间安排得太紧,竟未能去拜访张老他们,只通了电话便匆匆离京,为此我遗憾了好长时间。
1994年底,我出差北京,专门安排时间登门拜访了张老夫妇,看到他们身体硬朗心情愉快,我感到十分高兴。我们聊得很开心。我告辞时,张老送我三本《荣宝斋》画册和一张书法条幅。那幅书法后来托人装裱时给弄丢了,实在让人痛惜。
张仃先生走了,他带着国家和人民的赞誉走了,敬爱的张老,愿您的在天之灵安息。
延安市广播电视局
2012年1月6日于延安家中